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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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神话传说的新文学书写

  神话、传说题材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勃兴是20世纪世界上一大文化景观。

民族的神话、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根柢,中国新文学重述民族神话、传说即是从上古源头找到与现代文明、世界潮流相融相契的心灵原矿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: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,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”。

分而述之,民族神话、传说的新文学书写,具有以下源头活水之精神依归。   强大的人格意志力量。

中国上古神话在讲述人与世界之间关系时,其出发点并不在于人对世界最终是如何征服的。 相关英雄的流芳百世,并非基于他们的丰功伟绩。 这些神话之所以被代代口耳相传,主要是因为它们彰显了人格意志力量的强大,人们深为服膺。 神话学者袁珂曾将“夸父”等一干群体称为中国的“巨人”族,“愚公”等亦在列。 “夸父”是虽“败”犹荣,“愚公”的“成功”是他的行为意向感动了“天帝”。

“大禹”可能更让人感动的是他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,“精卫”以其生命不尽“填海”不止,“杜鹃”则哪怕“泣血”也要把行人召回故乡。

原始儒家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等说法应是取自这些精神母体。

中国新文学的“新民”与“立人”思想充分表达了对神话英雄人格的向往。 郭沫若《女神之再生》中的“女神”们胆敢再造人间生天,因为她们抱定了“不可企及者/在此事已成”的雄心。

鲁迅的《铸剑》不问“复仇”成功与否,而着意于“眉间尺”如何蹈厉性情和视死如归。

汪静之的《精卫公主》修改版最终突出精卫的心魂是“不填平东海誓不甘休”。

闻一多的《南海之神》、刘梦苇的《希望》等诗歌都是如此。 抗日战争时期,“夸父追日”“共工之怒”“吴刚砍桂”等几乎成了文学中的最大公共意象,力推反抗精神,作品借以给民族提气壮神。

20世纪80年代的“寻根文学”中,昌耀的《划呀,划呀,父亲们!——献给新时期的船夫》、杨炼的《诺日朗》等也是歌颂强力和奋进姿态。 这些都是对强大人格意志力量的深情呼唤。   单纯干净的人性向度。 “嫦娥奔月”中的“嫦娥”不忠于爱情,背着丈夫独自偷吃灵药,其结局是“嫦娥应悔偷灵药,碧海青天夜夜心”。 在古人看来,爱情不是向对方的一味索求,而是彼此互相付出。 爱情是人性自私与否的测试剂。

鲁迅的《奔月》虽另有深意,但也对“嫦娥”的贪婪和欺骗深表不满。

冯至的长篇叙事诗《蚕马》取材于干宝的《搜神记》,讲的是小姑娘思父心切之下信口开河,以托付终身给马匹兑换其搭载自己见到父亲,事成又反悔,甚至将马杀掉以达封口,结果引火烧身,蜕变成一头蚕虫。 爱情不能轻诺,轻诺者往往寡信,寡信者必造“报应”。

现代作家高长虹、臧克家、吴祖光等或改写或重述“人”“神”之恋时,都强调了情感的非功利性,他们动人肺腑的爱情确实注解了“只羡鸳鸯不羡仙”。 爱情如此,人生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?单纯干净的人性在中国文化中就是“贤”“圣”“神”,《白鹿原》中的关中大儒“朱先生”就是“白鹿精魂”,《古船》中的“隋抱朴”就有几分神光灵明。

与神灵对话,表达对单纯干净的人性之向往,在中国文学长卷中,庄子和屈原首开其中两章,而后世多有萧规曹随者。

  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。

从一开始,国人在神话中就寄寓了生命不死的冀求。

盘古死后,他的一毛一脉都衍变成了树木河流;女娲的肉身最终成为“有神十人,名曰女娲之肠,化为神,处栗广之野,横道而处”;夸父渴死后,其手杖化为邓林;瑶姬未嫁已死,其精魂立身为巫山女神……这些“化生”神话就充分隐含了中国文化的现世形态和乐感意识,生命之流不遏不止、生生不息。

骆宾基《蓝色的图们江》中主人公“果木仙”有类于希腊神话中的“美狄亚”。

“果木仙”被“王母”收回上界后,其遗留下的24对女孩儿全成饿殍。 但她们的生命不死,变成24对人参,依然长留世间,再成“欢乐颂”。 这是艰难时世中,广大人民对母国和文脉有着坚定信念的体现,是中国新文学“大地意识”的彰显。

郭沫若的《凤凰涅槃》《女神之再生》,抒写了大破后大立之激情,践行了文学上常见的“再生”母题。 此中的“再生”不是基督的“复活”,而是生命形态的存活。

这样的“再生”还有一种表现样态——“生死互通”:在闻一多、朱湘、彭燕郊等人的诗歌中,主人公虽然肉体消失了,但他们的心灵依然与活人无异,从中传达了作者达观的生命意识。

20世纪80年代,“归来派”诗歌和“寻根文学”不少作品都暗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。 韩少功《爸爸爸》中的“丙崽”虽是被批评的对象,但最终依然存活了下来,这暗含了“生生之谓易”的深刻意蕴。   与物同游的和谐精神。

崇尚“物我一体”是中国神话的一大内质。 “化生”神话中就明确表达了外在世界是由盘古、女娲、夸父等人的肉身生衍而来。

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深觉科技制造了新的奴役,使人为机器所束缚,所以重提“神性”以图拯救。

但中国新文学作家并不以为然。

郭沫若在《天狗》《日出》《地球,我的母亲》等诗歌中,就以神话来比附现代科学。 现代科技的“伟力”在郭沫若看来就是中国人曾经所想象的“神力”。

诗歌中现代意识极强的卞之琳,在20世纪80年代迈出国门时,异域的声色光电让他再次领略了科技的魅力,民族神话也相应成为他由衷歌咏人类之伟大的意象。

另外,中国神话中的英雄是“德性”的,他们有着“挟山超海”的能力,但绝不率性而为、以自我为中心,恰恰相反,中国神话中的“神”崇尚集体主义。 “三皇五帝”作为人祖,以救民于水火而著称,就是身体微弱如“精卫”者也是通过“填海”与人方便。 新文学作家在构建英雄与神时,也常常突出他们的集体主义。 张恨水的《我是孙悟空》从标题上看好像这篇作品有惊世之论,主人公要大展放诞不羁之举。

但小说的主旨是集中性地指向“孙悟空”怎样除妖、为民除害,而不是“大闹天空”时的“孙悟空”。

因此,英雄们是与广大百姓命运与共、心气互洽。 “夸父”“莫邪”以及“太阳”“土地”这些神性的意象,无不是集体力量的象征,给民族整体以激情、信心和动力。

(作者:刘长华,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民族神话、传说书写与中国新文学叙事的民族品格研究”负责人、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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